播客流行时一个播客的潜在观众是整个世界

2023/4/21 来源:不详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年,程衍樑、杨一与许知远在录制播客。(受访者供图/图)

“听播客了吗?”

短短两年时间,越来越多人开始走进播客。年6月2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播客”入选年高频词语范围;年10月30日,一场由播客制作公司JustPod发起的播客节,“PodFest:对话复兴”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盛典对听众开放,实行售票制,99元一张的票,提前十天开售,开票仅25秒,入场券就被秒空。

“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并不是新鲜事物。早期是传统广播电台。不能不提的是轰动一时的“珠江模式”——年,开播仅一年的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举办“笑迎六运万人行”活动,十多万广州市民从各地赶来参加。一家广播电台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得益于它会“说人话”,在广播电台普遍只能读稿的年代,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大胆探索,开设了不少接地气的谈话节目,《万家灯火》版块里的《旋转歌厅》,听众能打进热线电话,与主持人聊天、点歌;临近深夜的电台直播节目《莺歌夜话》,则由两对男女搭档,抚慰了许多都市男女的心。

播客在“说人话”的路上走得更远。以播客app“小宇宙”为例,你可以在这里听到五花八门的话题,有严肃如讨论默克尔隐退的话题,也有轻松八卦《披荆斩棘的哥哥》幕后故事;有分享婚恋观的,也有吐槽职场“变态”领导的……总之,无论你是拥抱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小众文化的那一撮,无论你是获取信息,还是需要情感陪伴,你总会在播客世界里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

“播客”一词来源于苹果电脑iPod与广播(broadcast)的混成词,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发布文件并允许用户订阅、自动接收新文件的方法,或用此方法来制作的网络电台节目。

播客的推动者、知名科技作家希尔斯(DocSearls)谈到了播客与传统广播的区别:“播客是自助广播,是全新的广播形式。收听传统广播时我们是被动收听我们可能想听的节目,而播客则是我们选择收听的内容、收听的时间以及以何种方式让其他人也有机会收听。”

“缓慢地构建故事”

程衍樑和搭档杨一创办的播客节目《忽左忽右》于年2月上线,当年就成为苹果播客最受欢迎新作,年又被苹果播客评为“年度最佳播客”。这档节目迄今已经更新了期,在小宇宙app上有超过18万订阅数,全媒体平台每月有八十多万台设备下载他们的播客节目。

这是一档原本看上去不会红的播客节目,讨论的都是英国工*、南斯拉夫足球的兴衰,甚至能源、天然气这类*治、历史向偏冷门、小众的严肃话题。程衍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初做《忽左忽右》,并没有考虑受众,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用爱发电”。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中文播客界,不仅节目稀少,听众数量也是极有限的,更多人甚至连播客是什么都需要科普。

第一期《忽左忽右》,程衍樑和杨一拉上两个朋友,也没有录音设备,四个人在韩巍家里,拉拉杂杂闲聊起美国媒体最近半年来的一些变化。第二期,他们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废土文学,第三期聊的是书店。

两三个月之后,程衍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到《忽左忽右》,甚至一些很久没联系的文化圈人士,也在自发分享他们的节目;半年后,他们有意识地搜集节目的下载量,发现已拥有好几万固定听众。这让程衍樑感受到中文播客市场的巨大潜力。年底,他专职做起了播客,并成立了公司JustPod。

早期程衍樑也担心节目时长的问题,于是他将一个半小时的播客剪成上下两集,但后来发现,只要内容有足够的吸引力,听众就能听下去,一次听不完,还可以断点续播。

时长在1-1.5小时之间,正是播客的特别之处。《纽约客》评价,“播客是一种深度亲密媒介,它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缓慢地构建故事,形成感性的氛围。”

播客声音既有伴随性,又具独占性,这种浸入式音频叙述有益于感官氛围建构和深度情感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用户通过声音获取了情感,播客与受众建立了崭新的契约关系。

声音的力量

杨一是重度播客爱好者,收听过大量海外播客,对英文播客研究颇深,也曾于年制作过一档自己的播客。他原是一家电视台的编导,年7月,他辞职,和程衍樑一起,成为一家播客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杨一观察,在美国,如今播客属于大众化媒介,有超过55%的美国人是听过播客的。播客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年前和年后。

年前的十年,播客在美国还属于野生阶段,更多对声音、新媒体感兴趣的普通人,自发加入播客创作。

年是一个分水岭。苹果在iPhone上增加了一个播客(Podcast)应用,订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在此之前,技术限制阻碍了播客的广泛应用,听众必须费力地从电脑转移到MP3播放器或iPod上。同年,美国著名电台节目《美国生活》的资深制片人萨拉·柯尼格制作了一档现象级播客《连载》(Serial),引爆了美国播客业。杨一回忆,跟大部分早期入场的中文播客主一样,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播客、“声音”的力量,也是从《连载》开始的。

《连载》中,柯尼格发挥了自己从前做调查记者的才能,将关于年发生在美国高校一位韩裔女学生李海芬失踪案的调查报道,用播客的形式,分12集呈现了出来。

柯尼格在《连载》中陈述了自己的调查成果,她尽量客观讲述,也没有给出倾向性的结论。这让听众欲罢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开始了热烈讨论。

《连载》在苹果iTunes上线,创造了苹果iTunes最快下载量达万次的纪录。《纽约客》盛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节目”“它借鉴了调查性新闻、回忆录和家庭剧的传统,是杜鲁门·卡波特年非虚构小说《冷血》叙事创新的一次飞跃”。

“《连载》比迄今为止任何流行的播客都更深入地探究一个故事,柯尼格是我们整个十二集的向导,她探索了一个由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复杂的爱情和谋杀世界。而人声使得这个音频故事听上去十分亲切。听众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确了解说话的人和所涉及的主题。”《纽约时报》评论。

受《连载》启发,年,《纽约时报》推出了一档播客《每日》(Thedaily),迅速成为媒体界的标杆和美国上班族通勤时必不可少的陪伴,单集平均下载量在万次以上,是报纸阅读量的5倍(每个工作日的印刷版《纽约时报》阅读量是44.3万),主播麦克尔·巴尔巴罗也成为播客界最炙手可热的主播之一。《每日》沿袭了《连载》的紧密叙事、现场感和探索风格,它就像影片《聚焦》《总统班底》的有声姊妹版一样,上节目做嘉宾的记者将他们的采访报告给巴尔巴罗,而巴尔巴罗则扮演了听众的角色,不断激发嘉宾并一道建立起该事件的背景语境,有时甚至问一些有点“假天真”的问题。《每日》还会让听众听到后勤工作的普通平凡,比如巴尔巴罗在追踪报道美国大选时,曾给一位负责*治新闻的记者打电话,那时就播出了酒店前台的声音、几小节的等待音乐以及国会记者室接线员的声音。

《每日》的剪辑极为精明,每集时长都大致在22到25分钟,只比美国人的平均通勤时间少两分钟。“节目中提供那种可以让你在鸡尾酒会上侃侃而谈的言辞,甚至是对某一话题细枝末节的完整阐述。”《纽约客》总结《每日》的成功时提到。

据统计,如今英文世界的播客多达75万个,以《连载》《每日》为代表,播客不再野蛮生长,传统公共广播电台里的制作能力、经验、人才正式入局,大公司通过收购播客厂牌等方式纷纷进场,英文播客呈现精品化、机构化运作的新面貌,商业价值被频繁讨论。

“他们都在消费播客”

身处其中的杨一和程衍樑都深刻感受到播客在中国从无到有、突飞猛进的变化。“《连载》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的播客市场跟美国比有很大的脱节,中国市场还处在需要向人解释什么是播客的初级阶段。”程衍樑说。

随着智能硬件的普及以及年以来,喜马拉雅等音频公司对知识付费的持续推广,培养起一批“声音”受众,又有小宇宙app这类继苹果播客之后出现的专业播客平台,中文播客的土壤渐渐成熟起来。

杨一观察,目前的中文播客市场,很像年之前第一轮狂飙突进的美国播客市场,大量各行各业的创作者加入进来,不同的职业背景、不同的话题方向,增加了中文播客的丰富性,也开始出现像JustPod、声动活泼等专业做播客的创业公司。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对这种现象表示赞赏,“各阶层的参与带来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拓展了播客媒介视域;参与的力量不是对原有商业文化的破坏,而是对其进行了书写、修正、扩展、再循环,从而再反馈给主流文化。”

播客听众的面貌也渐渐清晰起来。杨一团队年曾做过中文播客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中文播客现在核心听众的画像,是一群年龄18至35岁、生活在一线城市、本科以上学历、月收入在1.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单身男女——尤其突出的特征是“单身”,史蒂芬·麦格伦和克里斯汀·约翰逊在《用户使用播客的动机》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播客用户使用播客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情感陪伴。如果抽象地形容新兴的中文播客受众,是一群有基础教养和见识,在思辨性上有追求的人。

中文播客的另一优势是,听播客的年轻人,很多没有太多传统电台记忆,传统广播里的内容相对单一,很难满足现代年轻人的多元需求,伴随播客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播客就有很强的粘度。

“一个播客的潜在观众是整个世界。”美国知名计算机编程专家、康涅狄格学院教授卡尔·富兰克林曾这样说过。

杨一对中文播客的发展保持乐观。“未来播客可能不像现在看到的小宇宙这群同类型、质感也相近的听众,而是一群人喜欢听喜剧,另一些人喜欢听商业,还有些人就想听听价值观的东西,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但是他们都在消费播客。”他说。

JustPod团队从最初成立时的三个人,两年多时间,已有30人的小团队了,并且还在继续扩张。除了自制原创播客、为越来越多企业定制播客,程衍樑还有更大的企图心。在他看来,目前中文播客市场上的播客谱系还过于狭窄,除了谈话类节目之外的很多形式在中文世界并没有得到展现。他希望举团队之力,做出音频纪录片,甚至做出像《连线》那样精品的音频播客系列。

《纽约客》特别提到了播客对“讲故事”的回归和贡献。互联网兴盛的年代,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文章《说书人》中曾感叹,感染式的讲故事方式已经沦为电子媒介技术的牺牲品,如今播客兴起,播客的有声叙事为听众的缓慢沉浸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南方周末记者李邑兰南方周末实习生杨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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