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美国

按：作者自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评文章已结集收入《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世界出版社年）出版。

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序言：漫长的告别

如期而至的*治危机

特朗普现象的根源

偶像的*昏尚未来临

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欧洲的关键时刻

马克龙的反击

序言：漫长的告别

两个多月前，全世界无数人迫切期待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终于告别了，这活久未见之年。在一张日历翻过的瞬间，如愿以偿。

然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带着绵延不绝的尾声，在新的一年持续回响。一个时代蓄势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发，但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来。

于是，等到春天再来回望过去一年或许更加适宜。这份迟来的重访躲过了惊*未定的慌张，也会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觉客岁的余晖。时间是一种距离，带来些省思的从容，虽然“密涅瓦的猫头鹰”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飞的*昏。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上将年判定为“最坏的一年”，这是许多人心情的写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 个月，全球确诊病例数只有不到一万，半年之内上升到一千万，一年之后突破一亿，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两百二十二万（到今年3月已经达到两百七十万）。此外，澳大利亚发生了罕见的森林大火，法国经历了“黑色十月”的创痛，英国释然或惋惜地正式脱离欧盟，美国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而一年多前签订的中美贸易谈判 阶段协议，如今似乎已经时隔久远而意义不明……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多么动荡而漫长的一年。那些惊慌失措中的猜测与流言，那些坚韧与勇敢的事迹，那些悼别逝者的时刻，都汇入了记忆的河流。但这一切经历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有悲观论者说，这“最坏的一年”或许会是未来“ 的一年”。有更多人强调其重要的转折意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历史分期，他认为世界将被疫情划分为BC与AC两个阶段——“前新冠”（BeforeCorona）世界与“后新冠”（AfterCorona）世界。*治哲学家格雷（JohnGray）4月发表文章，判定“这场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并预告“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过去了”。当下的任务是让头脑清醒，“思考如何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生活”。

这些断言或许正确，却过于笼统了。也许，记忆之河还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结为更具启发性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的记忆并不是从年才开始的，过去几年的历史不是早已显示危机的先兆吗？

盖茨（BillGates）在年的一次TED演讲中就曾预言，未来对人类 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国的*治危机，从特朗普在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发出过警告。而中美竞争的升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也是过去二十年国际*治领域持久关切的核心议题。同样，全球气候变暖与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与公共讨论。

震惊之感往往与健忘或漠视相伴。令人惊讶的年并非无踪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经年已久累积的危机，让困境与挑战以更加锐利的戏剧性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探究其深层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两种长时段的原因，塑造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高风险特征。

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个长程的趋势，可以称之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传统的生活大多在一个有限而熟悉的空间中展开，具有鲜明的本地性。人们熟悉自己的环境和影响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变量”不太多、不太远，也不太复杂。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对自足的特征，人们也能够大体把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物资、信息、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底特律汽车工程师的职业前途，可能取决于“通用汽车”海外公司的规模与效益，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而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评估自己的就业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学家对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进展，*治家达成的共识，签订的国际气候问题协议及其对国内*策的影响。

影响生活的变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遥远和复杂。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国内部，如今却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过程和机制，不仅复杂到超出普通人的认识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够由本地甚至本国*府单独决定，因此也难以单独问责。

当然，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之时，生活的本地性就开始受到侵蚀。但在 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冲击。这种趋势对人类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带来了挑战。由于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传播变得格外困难。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仅关涉本地居民，也影响到更广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对生活的掌控感处在莫名的威胁之中。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它们是未经你同意和授权的强大力量，却以不容分说的蛮横方式操纵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运，甚至剥夺你的权益，深刻地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胁着基层*治的自治传统。托克维尔赞赏美国民主中的“乡镇自治”模式，这种自治依赖于社区成员之间对公共事务的商谈沟通。当一个社区难以理解也无法掌控过多的复杂变量，有意义和有效的商谈就变得格外困难。世界的许多地区正在见证生活本地性的瓦解，这种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而在宏观的层面，全球化造成了国家*治与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Rodrik）提出 的*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这三者不可同时兼得，只有“三者必择其二”的可能。年6月，两位美国学者在《开放经济评论》发表了一份实证研究论文，他们用年到年一百三十九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罗德里克的假设，肯定了三元悖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还显示，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往往经历更多的*治不稳定。

*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就结构性约束而言，欧盟治理的困境、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外交*策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压力等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三元悖论的征兆。这也意味着美国恢复原有国际秩序的企图将会遭遇持久的阻力。无论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于个人生活的冲击，还是三元悖论的结构对*治事务与公共*策的挑战，都会激发出反弹的力量，体现为近十年多来的“逆全球化”趋势。罗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对全球化，他主张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选择，保持适度（而非“超级”）的经济全球化，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治。

然而，不断超越地区性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十分强劲，因为资本与技术的逻辑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倾向，两者都遵循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主义：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术也总在寻找生产性更高的地方。但是，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义逻辑往往与社会生活形成紧张。人的生活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传统、语言和风俗等，总是具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技术无情地摧毁生活共同体的根基，很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导致失序的危机。

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只能在开启新的思考与对话中才会结束。

如期而至的*治危机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硝烟四起的“选战”，直到次年1月20日，当拜登宣誓就职的一刻，才尘埃落定。

在两周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中断了国会两院确认选举结果的议程，最终导致五人死亡。这场骚乱震撼了全球各地的*要与观察家。许多人惊呼，1月6日是“美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是美国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灯塔熄灭了”……的确，如果在实况转播中观看特朗普的煽动性演讲，目睹国会山暴乱的场景，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当时感受的震撼会让人不禁惊叹“狼来了，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然而，这一切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在根本上，这场危机并没有超出各种“剧本”的意料，无数“狼要来了”的警告早就不绝于耳。自从年初开始，《华盛顿邮报》决定每天提醒读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DiesinDarkness），将这句话作为铭文印在报头之下。年（笔者曾在当年述评中介绍）就有学者预言，美国社会的对立正在演变为“*体分裂”，选举争议会导致“暴动”并引发宪*危机。年10月1日Politico杂志发表戴蒙德（LarryDiamond）等五名*治学家的联署文章，警告大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正在急剧上升，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成立跨*派的专门委员会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选举引发暴力的问题表示关切。甚至有评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第二次内战”并非不可想象。

但是，内战最终没有爆发。特朗普在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发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决一死战”的号召，也没有动用*队介入“选举结果的全面核查”。预想中更为惊恐的情节还没有发生，*治对抗止于“选战”，濒临崩溃的危机幸运地躲过了崩溃的劫数。

狼来过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离去。国会山的暴乱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疗法，让人们从“*治失忆症”中惊醒，重温历史教科书写就的常识：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大厦。

很快，重温历史的治疗努力开始了。1月8日 美国史学者方纳（EricFoner）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国会山暴动并不是 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企图”。美国在“重建时期”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有些远比1月6日的暴乱更加暴力。他列举了年和年武装白人推翻民选的黑人或跨种族的地方*府或官员的事件。他提醒美国人，“让我们不要假设，在国会山暴乱之前美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幻觉。

1月29日马萨诸塞大学*治学教授罗伯茨（AlasdairS.Roberts）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那些哀悼美国民主脆弱性的人们弄错了什么？”。文章指出，从 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华盛顿特区部署*队来维持秩序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四次，而针对总统和*要的暗杀事件也发生过多次。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视野中，对美国的真实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攻击国会山事件显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险趋势。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并不是因为它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而是它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美国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准确地说，美国真正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局部冲突，其中许多深层的裂痕并未真正弥合。“美国”（TheUnitedStates）这个词（在字面上）是复数名词，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在美国官方演讲中被确立为单数名词。

但美国*界常常将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许多新上任的总统都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激励了支持者，同时也激怒了反对者。但这种赢家通吃的方式可能会加剧分裂，而不是重建团结。自年代以来，旧的分裂开始重新出现，体现为所谓“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分野。这两个阵营对于什么是国家的优先任务，尤其是对于联邦*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导致了对*府的敌意，因而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并不新鲜，*治暴力与应对*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击。但在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大潮的困境中，人们对“民主的终结”也有过类似的恐惧。但这些历史经验的证据也表明，脆弱的民主*体能够在各种冲击下延续，也确实具有自身的适应性。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的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民主即将崩溃。

文章在 写道，仅仅在二十年之前，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小布什总统甚至宣称，美式民主是‘国家兴盛的 可持续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许多人担心这种模式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当初的傲慢精神是误导性的，那么年的绝望也是如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正在为维护团结、遏制*治暴力，以及达至民主原则而进行永无止境的努力。”

在历史学家呈现的视野中，美式民主的“灯塔”寓言是一个短暂而过时的迷梦。而在*治理论界，从古至今严肃的学者，无论持何种立场，从未将民主视为一个神话。这不必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维尔，当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治理论家，对民主*治的现状与前景大多保持审慎或忧虑的态度。

早在年，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提交给了“三边委员会”（TheTrilateralCommission），作者是克罗齐（MichelCrozier）、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与绵贯让治（JojiWatanuki）。他们针对当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对于民主的悲观论调，对民主*体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做出分析，认为导致民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府要求的增长与*府执*能力的不足。在年代， *治学家达尔（RobertA.Dahl）发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和《民主及其批评者》（）等论著，对民主*体的局限与弊端展开多方面的检讨评估并提出改良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于民主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冷战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等对民主的乐观论述才成为显学。

克罗齐、亨廷顿与绵贯让治合作撰写的《民主的危机》（）福山是西方民主*治最热衷的辩护者之一，但他在年发表了关于民主*治“衰败”（decay）的研究，并且特别针对美国的体制发出警策：“思想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治势力形成一种结合，阻碍了这些体制发生改革。如果没有一次对*治秩序的重击（shock），无法保证这种局面将会有什么改变。”在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这种冲击出现的可能，两派的选民得以借助“激进的局外人”净化清理腐败的建制派。但他同时担心，“民粹主义者贩卖的灵丹妙药几乎于事无补……将会使局面恶化而不是改善”。带着对*治衰败的关切，福山年1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执*时期*治衰败加速恶化”的趋势，甚至怀疑这种衰败已经“败坏至核心”。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策略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一直持续，扩展到当初难以预料的范围”，最终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发展到顶峰。危机过去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深层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俘获，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策，误解了整个*体的正当性，而这个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改革自身。”福山进一步指出，两种新现象的影响使局面更为恶化，一是新的通信技术加剧了“民主商议之共同事实基础的消失”，一是两*之间的*策差异已被凝固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

民主理论家戴蒙德多年来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