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再爆金句年轻人太苦,我支持他们啃

2022/12/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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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

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是美剧《小谢尔顿》里面的台词,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今天,我们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工作?

当代年轻人,面临怎样的工作困境?

面对现状,有什么解决办法?

作家杨照和钢琴家女儿

梁永安与年轻人交流

一条专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

和 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

杨照以韦伯思想为“工具”,

谈了谈内卷循环、35岁的年龄门槛,

大厂职位、公务员的追求心态等。

梁永安透过自己的观察,给出一些应对方案:

比如“啃老”、积极的“躺平精神”,

鼓励年轻人增强换老板的能力,

并要有看得更长远的勇气。

“中国年轻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

如果爆发出来,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

以下是一条与梁永安、杨照的采访精选。

编辑:陈沁、倪蒹葭

责编:陈子文

一条:疫情之后,找工作愈加困难,您身边的年轻人,包括您的学生处境如何?

梁永安:大概5年前,我的研究生到上海一个区文化馆去应聘,人家一看,说:“我们这里放不下硕士生,我们一般招专科生、本科生就足够了。”

但他说现在去应聘,很多单位都要研究生,筛选通道更窄了,尤其是疫情时期。我记得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从3年前开始,找工作明显的紧张,今年是特别的紧,但这也是一个趋势,轮到这一批人来紧张,再往后不一定的,后面年轻人的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一条: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思、没价值,这反映了什么?

梁永安: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是正能量,因为他心有不甘。

现代社会是以城市化带动的,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工作以外的时间,会有大量的文化生产,戏剧、电影、音乐、文学,咖啡馆、酒吧里各种聚会,年轻人看到的生活很宽广,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你在办公室多待一小时,你就损失一小时丰富涌动的生活,你肯定就会感到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条:什么样的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梁永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小就努力奋斗,念小学、中学、大学,都很勤奋,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中间无缝衔接,它是一元化的。在这个过程里,不断被各种奖惩机制所鼓励,你表现好,给你小红花,给你“三好”,上班也是一样的,不断被外部的各种坐标决定,丧失了生命的自觉。

宝贵的人,当他去工作,他能够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点新东西,而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既有的秩序里边,我去做一个 的。

一条:大城市的年轻人,今天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工作?

梁永安:我们复旦大学以前有个哲学系的博士,特别努力地写博士论文,连续熬夜,结果那天正在熬夜,写着写着头一低,靠在书案上就去世了。

今天这些辛苦的年轻人,都处在非常高压的状态。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绩优主义是一个核心,社会的人文关怀,确实还不太足。

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后发社会,是追赶型的,它的步子肯定比别人还要快好几倍。年,中国城市化才实现了19%,年的数据,好家伙就干到百分之七十几。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背井离乡几亿人的移动和奋斗,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一种人力资源。消耗是非常大的,付出是超量的。

年轻人当下确实是很透支的,透支现象不光是体现在人的劳动上,有形的是你在办公楼里打卡的时间,无形的是你整个生活方式,都被工作左右了。

小城生活

一条:我们观察到,疫情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 四线的小城去生活。您曾说,“回乡”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梁永安:我们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压力确实太大,好像生存不下去。你像我去年毕业的学生,在上海中心地带*埔区工作,一个小房间月租块。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为什么回去?他心里还是有个传统道德的善良,不愿意再去消耗父母。

小城生活看着就很柔和,找工作也不难,上下班时间很宽松,中午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晚上8点多就困了,这个时间要是在大城市里,还在办公室里加班。

但是大城市,它呼吸的都是全球化的空气,还是有一种创造感,小城镇就不一定了,小城生活循环在人情上,到处都是东不见西见,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一个环境的眼光,跟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能不能长期热爱小城生活?如果不热爱的话,就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在里边,那就是传统社会的攀比心——你仍然要想办法挣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子,不知不觉陷入到一个传统金字塔社会里面。

我见过不少回去待了两三年,不行了,慢慢越来越觉得呼吸不畅,又怀念起当年在大城市的时候,哇,那种日新月异是吧?不得不出来了。

一条:您曾说,支持年轻人毕业啃几年老?

梁永安:“啃老”要从好几个方面去理解,我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

在国外,这个意义上的“啃老”,其实就是gapyear(间隔年),最早在英国那边先兴起,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们求安逸,不是说我们想不劳而获,而是想获得一个跨度,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先啃几年老。

但是这里边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啃老”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学生来自乡村,为他上学,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之努力,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因为他要去挣钱,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有一种道德感在里面,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温情在,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对吧?

一条:之前您提到,年轻人不想做拉磨的驴,应该积极躺平?

梁永安:因为我们现在要买房子,所以挣钱,变成了一个很具象化的很窄的目标。但其实真正的年轻时代,应该获得的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体会,这是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活法不足,认定的活法就那么有限的几种,但是你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上钱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我在云南高丽贡山看到当地的赶马人,他钱不多,整天唱歌。在东北呼伦贝尔那边看到鄂伦春人,他们也是养着驯鹿,很简单的生活,白桦树皮围的尖锥形的树皮蓬,下雨都能灌进来,他们觉得很快乐,每天晚上看不见星星就睡不着。

你工作几年之后你有点小积蓄,如果买房的话你远远不够,买个灶房都不够,但如果说我躺平一下,背着背包去看看大家有什么活法,自己心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有个体会。

积极的躺平精神,不是奥勃洛莫夫写的《多余的人》,干脆就在家里整天睡觉,那没有意义。我们所说的躺平,看起来是一个游走的人,一个好像没干正事的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没干正事,决定了你后面可以做出很有质量的正事。

一条:今年,00一代就要进入职场了,您有什么建议?

梁永安:我还是蛮有感触的。5年前在新疆招生的时候,终于看到了00后了,4年前去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00后了。他们的 批人,现在本科毕业开始工作了。你看年,梁启超写《面对未来年的中国》,00后他们是新百年的人呀。

份工作肯定是实验性的,我觉得现在00后这一代,最要重视的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管是国企私企,老板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一定要增强换老板的能力。不能因为一个收入,好像你就勉强在这待着,得不偿失。

一个好的老板关心你的成长,你在他那里工作,不光是一个劳动力,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他应该按照一个人的发展,来看待自己的员工。

一条:疫情后,代际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父母都希望子女考公考编,竞争也愈加激烈,您如何看待?

梁永安:父母希望自己孩子考个公务员,考个事业单位,归根结底是希望你平安,过一种确定性的生活。这当然是一种父母的角度,但父母对别人的孩子不是这个角度,隔壁家的孩子,他去挑战世界,去生死未卜地往前走,这很好呀,他们也知道社会需要这种探险者,但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是这样,自己的孩子他就盼着平安。

但是有个危险在里面,父母这种期待,让你从二十几岁一步就跨到50岁,避免了中间的那些艰难,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这特别可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循环的安稳中过日子,可你的生活完全没有打开。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能不能接受?如果按保险系数来看,干脆别出生,那是最安全了,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所以我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充分体会父母对你一辈子的关切,但是同时呢,要走自己的路。

一条:您对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建议?

梁永安:我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当时也不过就是50来个留学生,我在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个加拿大人,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35岁以前把钱挣到,后半生就去玩儿去了。当时我还觉得,从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来看,一辈子要为国家奋斗,哪能35岁就停了。后来我觉得真是这样,你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的。

今天,年轻人要有勇气看得远一点。你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是好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工作啊。你要按照自己内心的喜欢与否,去探索你想要的生活。

《我的解放日志》剧中上班族

一条:您如何看待“打工人”这个词的出现?

杨照:“打工人”这个词变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酬劳不高。“打工人”,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它恐怕是从香港,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

许多人感觉到同病相怜,一来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进一步,你觉得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失去,你和工作之间还是一个游离的关系。

一条:韦伯思想中,如何描述“志业”?当下年轻人对于“志业”的追寻是否更加困难?

杨照:韦伯所说“职业”和“志业”的区分,正击中了我们的心理。

念历史系,毕了业出路在哪里?那叫做“职业”的考量。我们去适应现实的系统,把自己放进既有的框架里,找到一份工,领薪水。但你要记得,这不是生活里最应该重视的事。

韦伯提醒我们,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要去追求志业(vocation,表示是一种神圣的召唤),而不是职业(profession)。

在一生当中,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义,非做不可的事——那叫做志业。人们在这个志业上面安身立命,得到自己的尊严,以及一种创造的成就感。

杨照在哈佛大学

杨照擅长用通俗的方式讲历史,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讲给大家的中国史》、《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

一条:如何定义“职业”?如今社会,关于“职业”最深的焦虑是什么?

杨照: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会变动太快,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栖栖遑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不能安身,更不要说立命。

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

一条:在过去的五年中,互联网大厂成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向往的工作,您如何看待大厂的工作模式?

杨照:看待大厂,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大对谁好?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还有一件事,当你追求“大”的同时,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

我今天开一家店,营业额3万块,等成长到15万,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站稳之后,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

在追求“大”的过程中,韦伯讲到了,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追求什么?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

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

一条:如今社会,35岁成为一个工作年龄门槛,您如何看待?

杨照:35岁工作年龄门槛,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但另外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

因为年轻世代 的特色,在于创造力,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造成“零和游戏(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的一种长处——创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

一条:您如何看待如今年轻人在工作上的竞争?这带来怎样的后果?

杨照:在今天的状态下,我所看到的是年轻人花绝大部分时间抢夺既有的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往“下”抢,海归的、博士学位的也来抢管理员的工作。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 的年轻人,他们自我准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可是被消磨,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当中,在一直不断地往“下”去做,去跟人家抢夺低于你既有准备的工作。

往“下”做意味着很多时候在浪费你的青春和时间,你没办法快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好。

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

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丈夫是博士,两人放弃光鲜工作,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

一条:面对这一“往下”的局面,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杨照:改革开放以来,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这落在你们的肩膀上,不应该一直想要去抢夺一个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要去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

1亿、2亿中国年轻人,照道理讲爆发出来,应该能够达到一种高度。我还是一直保持这个 的期望。

一条:在不安定、不确定的环境里,大陆年轻人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越来越多,您觉得这反映了年轻人怎样的心态,又回带来怎样的后果?

杨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不只是安定感,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正义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结果可以预见。

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

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 是层级制,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认程序不认人”。

从一个角度看,它是最稳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为了稳定,把个人的作用降到 点。

当你想要进入这个体系,认清楚这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如果离开这个系统,大概很难再适应变动的社会,这几乎是一条单向道。

一条:用什么样方式,可以塑造出一种跟“内卷”刚好相反的循环?

杨照:我举两个例子。欧洲从前是讨论保障“工作权”,但欧洲现在最极端的(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最极端),是讨论保障“不工作”的权利。

普遍 收入保障——意味着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国家*府保障他有一定的 收入。它的概念是“工作”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必要,是可以自己选择去实现生命目的的一种手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对于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劳动条件,有许多改变。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像工时限制、休假的权利、失业 的保障、结婚生育乃至于丧葬的保障,基本都是从欧洲而来。

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他也是爵士乐迷,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

第二个例子是台湾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戏剧性。

但经过几十年,对比我们这一代,跟我女儿这一代, 的不同是:我们那时填大学志愿,选择每一个科系就代表一条路;但我女儿他们不再觉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贸易、法律、中文这些科系,他们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元开放太多。

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小确幸”,所谓的“小”是什么?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路,并非都在同一条路上争抢。

比如说,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术……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

欧洲的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所以还是要耐心。

图源:《奇葩说》

一条: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想打工,他还有什么选择?

杨照:“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须得接受现实,认识到这就是时代,这是社会。可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一定有一些空间,你需要有知识和执行力,去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空间给找到。

更进一步,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从个人做起,然后慢慢就变成一股潮流。每一个人可以多元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面得到尊严和创造的成就感。

一条:您个人的职业与志业是如何的?

杨照: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立下一个志愿: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

后来到了24、25岁,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我想要做一个没有头衔、没有职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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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不管给多少钱,给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我不要做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

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读书的人,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书。目前到底出过多少本书,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进去,应该是多。或许我的存在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有一点点鼓舞作用。

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没办法,非得去”。为什么会没办法?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我能够这样活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

原标题:《复旦教授再爆金句:年轻人太苦,我支持他们啃几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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