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战争病*与股市的互动启示大流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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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股神背后——战争与病*“铸就”的Tailwind

在美股 地连续熔断后，巴菲特割肉卖出航空股、银行股的消息不胫而走，内在缘由不得而知，不少投资者感慨市场中没有神的存在。事实上，巴菲特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每年致投资者的信中，曾多次将他的成功归结为“AmericanTailwind”，而非“股神”。换句话说，巴菲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计学中的幸存者偏差问题。应该说，巴菲特确实是足够幸运的，他出生在年的大萧条之后，由于年龄的问题幸运地躲过了大萧条对投资者的摧残。成年之时恰好赶上了二战结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式确立，之后是持续了将近八十年的“AmericanTailwind”（“美国顺风”），因此他曾经明确的表示：“ItisbeyondarroganceforAmericanbusinessesorindividualstoboastthattheyhave“doneitalone.”ThetidyrowsofsimplewhitecrossesatNormandyshouldshamethosewhomakesuchclaims。”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巴菲特将诺曼底登陆暗示为“美国顺风”的开始也许并不妥当。诚然，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成为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标志性制度安排，不过，联合国事实上在一战后就已经初具雏形，只不过一战后的称谓是“国联”，那时的五大国是美英法意日，而非二战后的中美苏英法。应该说，如果没有德国挑起二战，国际社会沿袭的有可能还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国际制度安排，而德国之所以会走向报复性极强的二战，又和在巴黎和会上被威尔逊的“出卖”高度相关。在年3月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起初因为不同意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对于德国的严厉惩罚而一度被时任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讥讽为“保德派”，但诡异的是，一向强硬的威尔逊突然在随后的4月份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妥协了。德国因此受到了严重的羞辱性惩罚，加重了德国民众的痛苦，最终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除了威尔逊迫切地希望通过牺牲德国来换取协约国对国联方案支持外，威尔逊的精神崩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时任英国首相的劳莱·乔治曾评论说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至于崩溃的肇因，时任威尔逊私人医生的格雷森的表述是：流感。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案例，其实不然。记录表明“在肇始于美国的年大流感中，美国因流感死掉的人远远超过一战中阵亡的人，全世界有万至1亿人因流感丧生”。因此，流感对于那个年代而言，并不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蝴蝶振翅，而是笼罩整个世界的死亡阴影，在全世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恐慌、混乱与灾难。

当前，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肆虐，我们和市场沟通下来后，发现大家对新冠病*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出现了严重担忧，这些担忧主要包括：担心病*会长期存在；担心病*诱发国际摩擦风险上升；担心印度、非洲、南美等地区遭受严重人口损失；担心隔离造成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等等。这些担心混合下来，就构成了新冠病*对于股市的压制逻辑。应该说，投资者对于新冠肺炎的一些担忧是合理的，比如，4月14日，IMF公布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份世界经济展望，除了中国、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历不同程度的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衰退幅度将会达到-3%，即便在大衰退期间，全球的经济增速仍然有0.1%。因此，IMF称：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和速度崩溃，可能会出现‘大萧条’以来 的经济衰退。

但是，因为其他担忧进而对股市持有过度悲观的看法似乎并无必要。正如IMF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是情况是“百年难遇”的。人的生命周期的短暂决定了我们在面临过去一百年未曾见过的病*冲击时，难免不知道该如何形成预期。但好在最近两三百年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可供研究。起源于美国的年大流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严重人口损失与社会绝望情绪，远高于新冠病*，在大流感冲击下的股市，可以作为我们思考当前股市走势的一条底线参照。如果美国股市在年大流感的冲击下，尚且没有值得过度悲观的表现，那么我们对于市场颇有些悲观的预期似乎值得反思。

1、美国大流感：起于墨菲定律，合于均值回归

1.1、起：病*、墨菲定律与国际冲突风险提升

关于这场新冠疫情对于市场的冲击，一大担忧来自于新冠病*来源污名化可能会诱发国际冲突风险上升。从年的美国大流感来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不值得过度担忧。

病*作为一种远比人类古老的生物，其结构异常简单，自己没有细胞，只有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这决定了它一旦离开其他生物的细胞就无法生存。从生物学本质上来看，病*并不一定都是致命的，或者对人类而言病*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例如，噬菌体病*是人类解决超级细菌问题的可能方向之一；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基因序列也已经嵌入了一些病*的基因片段，这些片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因此，由新冠病*引发的谈“*”色变，似乎并无必要。

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某一种生物是病*，而是在于病*一直在变异。以禽流感为例，由于人类和鸟类具有不同的唾液酸受体，因此结合鸟类唾液酸受体的病*通常不会感染人类细胞。但是，根据“基因漂变”假说，基因自然漂变可能是进化的基础，拉长时间来看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的基因都在发生变异。作为一种生命结构异常简单的生物，病*本身就容易变异，基于RNA的病*比起DNA病*而言，更容易变异。除此之外，如果多种病*寄居在同一个宿主内，不同病*之间的基因也可能因发生随机重组而变异。

年，一种被称为“H5N1”的禽流感病*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异，使得它越过了物种屏障，在香港感染了18人，并导致了6人死亡。当年的遗传漂变虽然使得病*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的能力，但并没有“变”出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的基因，因此H5N1并未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 。不过，遗憾的是，生物学和医学并非完全是经典力学那种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科学，更多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子物理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样，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统计的学科。因此，“遗传漂变”理论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假说，这意味着极端漂变可能概率较低，但也存在一定的概率。

与此同时，墨菲定律作为一种统计规律，意味着概率再小的事件，只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几乎必然发生。年，H5N1通过遗传漂变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人的能力，但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出现能够有效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基因漂变。但在年，人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某种原本寄居在猪身上的病*，因为自身的基因漂变或者和其它寄居在猪身上的病*之间进行了基因重组再或者兼而有之，突然突破了物种屏障感染了人类，这次的基因变异如此的罕见，以至于它不但突破了物种屏障，而且具备了高效的人际传播能力，以及高致死率。

由于病*的出现和演化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因此，可以几乎确定地说，病*流行和阴谋论无关，人类即便有能力“制造”出一种病*，也没有能力控制它后续的演化；如果有人蓄意制造攻击性病*武器，无异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自己也将暴露在病*的威胁下。但也正因为这个高度的随机性，也导致了短期内想准确地溯源非常困难，这为有意无意的污名化和别有用心的制造仇恨留下了巨大空间。

对于年的大流感，最广为人知的叫法是“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叫法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让很多后世的人误以为病*起源于西班牙。事实上，病*最初的源头不在西班牙，只不过一战期间西班牙是中立国，在没有战争干扰的情况下，当一种恶性传染病快速流行时，举国上下能够及时地